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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“退群”后,全球气候保护将走向何方?

2019/10/10 3:35:45

美国“退群”后,全球气候保护将走向何方?

当地时间6月1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将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。这是继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(TPP)后,特朗普宣布退出的第二个由奥巴马签署的国际协议。

 

 

特朗普在讲话中称,他深切关注环境议题,“但无法支持一项惩罚美国的协定”。他强调,退出协定是为了维护美国劳工的尊严。但他随后表示,仍将通过谈判协商重新加入《巴黎协定》的条件,必须有利于美国及其商业、劳工、纳税人等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说,美国宣布将退出《巴黎协定》“是一件令人极其失望的事”。

 

 

面对美国“退群”可能带来的各种直接影响,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,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立场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复?这样的反复将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产生什么影响?

 

 

美国为何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此善变

 

 

自国际社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认识到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开始,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上的立场其实出现过几次变化。美国曾经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初倡导者。正是在30多年前,由美加等国发起的气候变化国际会议,第一次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。其背景是,当时美加地区面临严重的干旱气候威胁,气候异变给美国等北美地区国家带来风险,为此,美国积极推动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研究和国际应对。会议后不久,联合国旗下就成立了专门开展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国际组织IPCC(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),该组织随后一直到2013年定期推出研究报告,指出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威胁,需要加以应对。

 

 

然而,当国际社会积极行动,并在1990年召开环境峰会专门讨论气候变化应对问题时,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却开始产生分歧,这个分歧的最关键之处在于,为了应对气候变化,国际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分配应对的责任。其核心在于,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,是否应该承担起应对的主要责任。

 

 

分歧的结果则是,美国的气候立场开始出现第一次反复。在全球大多数国家经过数轮谈判而同意签署《京都议定书》之际,美国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,决定不签署该议定书。

 

 

随后,国际社会便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继续推进气候变化应对,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就,包括确立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”等,以及为继续推进国际谈判和达成《巴黎协定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。正是在这样的努力和成果下,10年后的2008年,在奥巴马政府时代,美国开始准备重新回归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“朋友圈”。也就是说,此时美国在政治和市场层面上逐步开始适应低碳发展的格局,就此,也就有了美国气候立场的第二次转变,那就是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队伍中。

 

 

从哥本哈根会议一直到巴黎会议,美国不仅回归“朋友圈”,而且开始获得气候变化应对的主导权,通过中美、美欧等方面的合作,美国成为强有力的气候变化应对推动者。可问题是,8年的低碳发展之后,美国回过头来审视其成效,根据特朗普总统的观点,是“美国社会经济从中的收获小于所付出的代价”。在特朗普看来,深度参与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将有损美国利益。美国利益这一基本的出发点一旦受到威胁,美国再次转变其气候立场其实也就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。

 

 

从上述美国气候立场的数次转变可以看出,无论是在1997年美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拒绝签署《京都议定书》,还是本次决定退出《巴黎协定》,其背后的决策逻辑起点却从没有发生动摇,那就是所谓的美国利益。

 

 

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产生什么影响

 

 

美国对气候立场的转变采取了一定的策略,那就是不断释放相关的信号,对国际社会进行试探,一直到最后成为既定事实。因此,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态度的转变已经没有多大意外,但是仍需要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。

 

 

其一,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影响不大。

 

 

自联合国启动气候变化应对治理以来,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治理机制所遵循的,便是在联合国议事框架下各国自愿参与的原则。在此原则下,基于各国应对意愿的自下而上的机制成为普遍共识。在这一原则和共识下,世界各国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与交流,然后形成相关的决议(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)。也就是说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绝对地主导全球应对进程,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阻扰和干扰应对进程的可能。就此而言,美国气候立场上的变化,并不会对这一基本的治理机制产生太大的影响,或者说,美国其实无法在根本上改变联合国框架下的议事原则。在未来,联合国作为气候变化谈判和应对的平台,仍将继续存在和发挥重要作用。

 

 

其二,对气候变化治理进程会有一定影响。

 

 

在不改变治理机制的前提下,美国的“退群”还是极有可能对应对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的。最有可能的原因在于,美国的气候立场本身便是《巴黎协定》的重要基石,目前还很难判断,美国的立场会否产生某种外溢性,影响到其他国家,包括澳、日等国的气候立场。如果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,那么,《巴黎协定》的前景将变得岌岌可危,其设定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也将成为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。

 

 

其三,可能产生的“漏出效应”。

 

 

如上所言,如果美国气候变化立场干扰到了全球应对进程,那么,当前国际社会的各种应对投入将产生“漏出效应”。一则,假如中欧等国家与地区继续履行《巴黎协定》自主贡献的各种承诺,那么,这样的承诺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可能“漏出”到《巴黎协定》之外的国家和地区。也就是说,美国虽然退出了《巴黎协定》,但实则在气候变化应对上可能会搭便车。二则,还有一种最坏的可能是,美国在能源利用和产业结构上“开倒车”,走回头路,重新进入碳排放增加的轨道。当这样的排放大幅增加时,极有可能让其他国家的努力无功而返,即中欧等国的减排被美国的增排所代替,产生严重的“挤出效应”。当然,目前来看,这种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。

 

 

总之,在美国气候立场发生再次转变的时刻,国际社会需要做的是,如何将这一转变造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,从而确保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既有成果。

 

 

(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)

 

 

(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。栏目主编:王珍,编辑: 李小佳 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:徐佳敏 邮箱:shhgcsxh@163.com )